市场未买“绿色”账
出版和推广可谓轰轰烈烈，但图书的销售情况却并不乐观。“绿色经典文库”于1997年12月和1999年4月，分两批出版了16本，首印数均为每种6000册，其中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很快重印，且印次较多的只有《瓦尔登湖》，过了两三年后，《寂静的春天》、《增长的极限》和《多少算够》、《新人口论》等少数几本才重印了一两次。而《瓦尔登湖》的畅销，与“绿色”的关系其实不是很大，倒是与其作者——著名哲学家、文学家梭罗的名气关系更大；我们的出版，只是使读者从绿色图书的角度再次认识了这本书。
这套书中的许多选本，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版，只是它们当初问世时并不是作为绿色图书出版的，那时还没有这样的概念或视角。我们国家是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的，在这一年之前，曾经有过一些未购买版权的外文书被译介出版。像“绿色经典文库”中的《寂静的春天》和《只有一个地球》曾经被当作科普读物出版过；《瓦尔登湖》和《沙乡年鉴》曾被当作文学读物出版过；《增长的极限》曾被当作经济学名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后又被收入“走向未来丛书”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；《我们共同的未来》则被当作学习资料译介进来……
然而，这些书在那时印量都比较小，特别是《寂静的春天》、《只有一个地球》出版的时候，国人心目中以及宣传口径上，还是把环境污染当成资本主义公害来看待的，类似图书的出版常常都会带着政治性前言的帽子，以“内部资料”的形式羞羞答答地面市。所以，当年这些书出版后很少能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去宣传和引导，读者阅读时也仿佛是在看别人家发生的事情。到我们组织“绿色经典文库”时，除《增长的极限》由于“走向未来丛书”的巨大影响而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知名度和不俗的销量外（为此，在确定选本时，吴国盛曾犹豫过是不是还要将这本书纳入文库，但最后因为它实在是一本不能绕过的“绿色经典”而没有放弃），其他书基本都已经从市场上销声匿迹了。
那时，国内多数人，甚至包括一些研究领域与环保相关的学者们，也都只是听说过，或在一些外文文章的介绍或参考文献中见到过这些书的名字和片段，连起码的背景资料都难以搜寻。许多学者写文章时曾提及这些书，但多是转引，既找不到原本，也找不到译本。
当时，中国改革开放近20年，不当生产和过度开发导致的环境问题开始显现，而且中国也加入了世界的各种环境保护公约，环境污染不再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公害了，许多公众环境意识开始觉醒，一些走在前列的思想者更是关注环境恶化这一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由于“绿色经典文库”是第一次成规模地、在正规取得或购得版权（也有选中的书因购买版权不顺利而不得不舍弃，记得英国经济学者和企业家舒马赫的《小的是美好的》似乎就是这种情况）的前提下，从绿色、环保的角度将这些书结集出版，并进行传播，所以在当时许多人的感觉中，这些书就像是被重新发现了一样，如获至宝，于是也就有了前文提及的有媒体介绍这套书时，干脆就用了“绿宝书”这样的称谓。
2001年，我离开吉林到北京工作，我走后丛书没再有新书出版。据原出版社同事讲，到了2006～2007年，他们又重新包装重印了这套书中的一些选本，但没有修订。
我个人感觉，这套书在市场上所得到的响应，与其在学界和环保界所受到的赞誉和重视程度，反差还是比较大的。一方面，多年来，不论我出席什么样的有环保人士出席的场合，被介绍到是当年那套“绿色经典文库”的责任编辑时，常能得到礼赞。直到图书出版近十年后的2006年，还有出版社因为我曾在那样的时间、出版过那样一套书而愿意以较高的代价拉我加盟；十数年后，也还有人托我帮忙寻找已经脱销的“绿色经典文库”中的选本。尽管拿不出更多的具体数字，但据我所知，读过这套丛书，或至少是读过丛书中的某个分册，并坚称受到重大影响的官员、企业家、学者大有人在，有的老师在课堂上向一届一届的学生介绍和推荐这套书；有的企业家自己一次一次地购买多套（册）“绿色经典”送给朋友和合作伙伴，并常年把这套书置于案头，自己常读常新，还要不断地介绍给来访的友人。
这可能就是经典图书的力量吧。但是，当时的市场却显然没有买账。